（圖引自網路）
「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，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，祂憑真實將公理傳開。」
在台灣和日本的公民團體和律師援助台灣慰安婦的運動
1992年婦女救援基金會婦成立，致力於慰安婦聲援以及轉型正義的問題。婦援會幫助阿嬤們提出『台灣慰安婦要求日本政府損害賠償』訴訟案，要求日本政府正式向受害人道歉及賠償，屢屢敗訴，但小桃阿嬤說：「官司輸了，我的心沒有輸。」我們追求的正義，並非要看到責罰，而是取得共識，獲得日本政府真心的道歉，並在大眾的見證下，不再將慰安婦當成一個歷史事件，而是訴諸轉型正義下的過程。紀錄片中，婦援會辦理「身心治療工作坊」陪伴阿嬤們對過去的經歷整理以及療傷，並出版了許多相關影視及書籍，例如括《鐵盒裡的青春：台籍慰安婦的故事》、《阿嬤的秘密：台籍慰安婦的故事》等等希望大眾能夠更了解並重視這個議題。
最具有突破性的則為阿嬤家的成立，此為台灣首座以慰安婦人權運動設立的紀念館，館內收藏了許多相關文獻及記錄，發揮一己之力將此議題帶給社會大眾，婦援會十幾年來的倡議及聲援，都有效的幫助提升臺灣對於慰安婦議題的關注。近年，國際女性人權展提倡議題、公共政策提出建立慰安婦紀念銅像，讓慰安婦不再只是歷史事件，而是未來轉型正義必經之路，相較日本簽訂條款賠償及出面處理為目前最大的變化，對於台灣來說，民間團體帶動公共政策以及社會議題，近十年看來，是具有影響力且進步的，縱使於國際間無法有效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承認，但國內已經慢慢牽出一條引領人民理解歷史並重視的路，讓人民知道我們並非與歷史毫無關連的。
為一份誠摯的道歉，我們堅持至今
日本於亞洲女性國民基金(AWF)的設立，由政府出資提供受害阿嬤們生活與醫療支援，此舉與2015日本正式聲明道歉並補助十億元的作為雷同，都屬於道義責任的補償，迴避了法律責任的言明。
『台灣慰安婦要求日本政府損害賠償』訴訟案屢屢失敗；當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胡賽因說出二戰慰安婦為「日軍性奴隸制度下的倖存者」，日本代表反駁「性奴隸」一詞根本沒有根據；日日本政府不承認任何與慰安婦相關的歷史，看著目前慰安婦阿嬤們相繼去世，聽不見日本政府誠摯的道歉，慰安婦的議題在社會上才剛被帶動，但阿嬤們卻留下了一輩子的遺憾。
「活下去和日本政府打官司，讓他們賠償道歉。
把這些好事做完了，我就是死了也踏實了。」
為何日本政府都已經賠償了？還是不被視為真正的道歉呢？到底該怎麼做才算是道歉？引用台灣婦女網路論壇資訊，聯合國有明確指出道歉的幾個要點，其中最重要的則為「承認日本皇軍強徵殖民地女性為軍紀之罪行」，即是要日本政府承認他們的作為。
以2015年日本與南韓道歉為例，當時的時機與動機都被外界判斷帶有政治因素，整項協議似乎忽略受害者的聲音，這樣帶有瑕疵的道歉，無法有效的讓受害者感受到誠摯道歉的心。而如果日本真的有想要道歉的話，為何指向南韓道歉，台灣呢？有論點提出，那麼為何是要求日本政府道歉，而不是那些加害者一一出面？這讓我想到課堂上看過謊言迷宮的概念，我們無法一個一個找出加害者，因為當時的年代，大部分人都身陷其中，而慰安婦為日本政府為提出的政策，自然應該為此負最大責任。對於慰安婦阿嬤們來說，日本政府屢屢給予的補償金，就好似遮口費，要他們收了錢，就別再提起過去的事情，日本政府始終不願意承認當時殖民時慰安婦的存在。日本政府願意正面回應，承認並給予誠摯的道歉，那才是受害阿嬤們想得到的道歉，那才是他們願意接受的方案。慰安婦阿嬤們的生命總有一天會熄滅，民間團體致力將這段歷史保留並流傳下去，並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令慰安婦列為「世界記憶遺產」，而日本對於保存慰安婦歷史資料的態度，則一概的否認，這場硬仗還在持續下去，而能否見證日本政府誠摯的歉意，一了慰安婦阿嬤們一生的願，現在始終是個謎。
外交或經濟關係應該比人權問題優先嗎
在南韓的強烈要求及具體作為下，日本政府於1991年底，開始對慰安婦問題進行調查，並於2015年趕在日韓雙方50周年「國交關係正常化」之年底，日本公開向南韓道歉，並出資十億投注南韓。比較兩國與日本之間的關係，台灣與韓國的歷史背景其實是相似的，但為何日本只向韓國道歉？日韓與中日之間的差別是甚麼？
兩國都被日本殖民過，但台灣卻呈現親日，反之韓國則非常仇日。以歷史背景來看，台灣與韓國的差異：相較於韓國的民族意識，因為台灣擁有許多不同的族群（例如：原住民、客家人、閩南人），因此民族一同的意識不強烈。以提倡慰安婦聲援為例，南韓民間團體的強硬行動，帶來了政府政策上的改變，其中三十八個婦女及宗教團體共同組成的『挺身對策協議會』最為知名，挺協會不僅督促政府替慰安婦立法，也在每週三的南韓日本大使館提出抗議運動，南韓對於此議題的重視程度遠遠超乎台灣。南韓政府的支持也促成聲援慰安婦的堅強力量，縱使國防預算排擠其他各項預算之經費，但只有慰安婦的預算不減反增，提供生活補助及每個月的津貼、免費醫療補助。
國民政府的來台，讓台灣人認為日本政府下有秩序的統治及開發為台灣正面的影響，台灣人感謝日本的建設及教育帶來了台灣「現代化」的開始。以歷史課本爭議為例，歷史課本寫出：慰安婦不一定是「被迫」的，因此也開始有人討論被迫與自願的差異，似乎這結果的差異與他們是否走過這段歷史有正相關？不管是自願還是被迫，慰安婦的存在不就是一個慘無人道的尊嚴剝削嗎？「自願」沒辦法減少剝削的罪惡，而加上「被迫」的說詞罪加一等，也沒辦法讓日本政府給予道歉，那麼這動機討論的意義為何？從此爭議也可以看出，有些人認為慰安婦是一件可以有商討空間的事情，不同於韓國對於慰安婦的立場堅定要求政府道歉， 「台灣對於日本殖民時期的所作所為，有相對被容許的空間。」(SOSreader， 2015)
社會觀點來看，人民基於以上理由以及對於台灣政治長期的社會情緒，對於慰安婦的議題一直都不夠認識，慰安婦的聲援力量只是少數的民間團體，政治人物也會取決選民的取向而做事，因此與南韓相比較，台灣聲援勢力以及具體行動都相差甚遠，但轉型正義需要的是由整個社會凝聚一心所促成的力量，是由下而上帶動的，如果人民沒辦法更深入了解這段歷史，那麼又該怎麼提倡；讓大家正視這個事件呢？
外交上，台灣尷尬的國際地位一直都是個問題。再者，台灣在日本戰敗後被納入「中華民國」的統治之下，並使中國宣稱台灣為自己的領土，卻無任何實際作為，讓台灣的立場變得模糊不清。
經濟上，日韓間的利益關係，也是一個日本考量的因素。在中國、美國發展並施壓的同時，日本重要的貿易的對象－韓國，也成了重要的助力。
台灣的立場看來，追求人權似乎都會因為外交與經濟上的阻礙讓政府難以實踐；同時，人民對於歷史事件的不了解以及少數倡議的具體行動，也讓台灣在追求人權議題舉步維艱。並非外交與經濟優先，而是我們在國際間所擁有的聲音太小，失去選擇的空間。
參考資料：
婦女救援基金會 https://www.twrf.org.tw/tc/index.php
阿嬤家-和平與女性人權館 https://www.twrf.org.tw/amamuseu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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